这个反思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跟我们1976年打倒四人帮，一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相比。
上市公司的违规成本才四五十万元，对它们来说这种处罚本来就不高，而且还在下降。当股市信息浑浊和股民信心缺乏迫使股民随机买股或者均匀分散买股，或者是股民们觉得他们在根据信息选股，但由于手头的信息纯属噪音，而事实上是在随机买股的时候，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就会无论好坏要涨都涨，要跌都跌，各类股价同涨同跌。
建设高质量股市的方向前些年，公司治理、投资者权益等这些名词在媒体、会议、商学院和法学院的课堂上都非常流行，一场轰轰烈烈的股权文化运动正在进行，也促使监管部门、全国人大以及最高法院出台一个接一个的条例、法规、法律和司法解释，让投资者受到鼓舞，并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形成了具有威慑性的压力。假如张三要把1万元投入股市，股市上有A和B两只股票。简单地追求股市涨幅可能让股价短期内猛涨，就像1999年5月19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鼓励股民的做法一样，虽然让股价持续上涨长达两年，可这之后的股价却总是无法回归历史高点。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使证券信息成本不断降低，这当然加强了股市参与者分辨公司好坏的能力，使股价同向波动率下降。这样的话，股市投资者多少能更好地区分不同上市公司的好坏。
这里我们有必要补充一点，对各国股市的研究表明，在股市大盘上涨时，个股的同向涨跌率一般比股市大盘下跌时要低，也就是说，在熊市期间个股更倾向于一起跌。从2001年开始以罚款为主。杭州齿轮厂，在全国齿轮业中排名第二，在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上国内排名第一，掌握多项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承担舰船、装甲车等国防科研任务。
而引进世界500强 当战略投资者，既卸了包袱又有政绩，一举多得。我国企业销售额 中新产品比重约为10%，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在工业所有行业中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多数企业中已拥有股权控制权，控制着投资、国际购销、财务、研发等经营实权，拿走大部分收益，能量可 观（参见表1）。
数控机床——加工设备自动化，是工业结构升级的根基。这一改革思路，等于白送给跨国公司消灭竞争对手、扩大在华地盘、垄断中国市场的机会。
根据创新经济学理论，技术进步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而没有任何组织之外的力量和过程可以替代，因为技术 不仅体现在物质产品上，更体现于企业或科研组织长期工作积累形成的经验、程序与惯例上。对比日本韩国的自主型技术立国战略，我国发展路径的弱点就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在成为世界 制造大国的同时，缺乏推进产业和技术自主进步的能力和意志，即缺乏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核心能力。我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四家已成为合资银行，外资股 权接近25%上限，其他股份制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大部分成为中外合资银行，前10名保险公司的5家已合资。19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法》，规定成立由财政、外交、商务、国防、司法、安全、科技等12部门组 成外资审查委员会，负责调查评估外资在美并购的安全威胁，并授权总统可中止相关并购案
中期重点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格局的改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快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开展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推动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海外发债规模，人民币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周边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跨境边贸结算，人民币的境外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同时，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富有活力的增长空间，使得中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贸易和资本流入的双顺差格局。然而，此次危机同时提醒全球以及亚洲国家，东亚区域经济与货币、金融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亚洲金融界的研究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研究和讨论，例如，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中央银行，负责促使各个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性安排，并为出现金融或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美国是亚洲商品的最终消费者，美元也是亚洲最主要的贸易结算与投资货币。
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纵观全球金融市场，经过全球经济体的共同努力，全球经济已经度过最为艰苦的时期，逐步步入复苏之途。
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的产业转移，使得当时基本上所有的东亚货币都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不平衡格局明显改善，此次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增长高于东部沿海地区。更为重要的是，东亚经济体也开始尝试与本地区的其他货币保持联系。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 。目前中国在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上的管制已经大幅放松，从趋势看，这种放松的空间还广泛存在。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更为均衡，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还有的研究建议考虑区域中心货币的可能性。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的消费，使得中国的消费增长在危机中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
从IMF数据看，2007年全球GDP为54.5万亿美元，经济体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欧盟（15.7万亿美元）、北美（15.2万亿美元）、亚洲（11.8万亿美元，但是除去日本只有7.5万亿美元）。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中国的选择面临不少的挑战。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格局的校正，不可能完全依靠汇率的调整，而更多地需要推动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
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本土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才使大量储蓄和国际收支盈余流出到国际金融市场，从而面临资产错配和货币错配风险。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杠杆率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与此次危机中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过高的杠杆率和主动承担的过高风险形成鲜明的对比。未来，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应当会循着这一趋势逐步推进，并在完成国际化之后，共同承担作为一个储备货币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更为稳定健康。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迅速提高，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国际化的货币。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在及时推出的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基本已成定局，这对于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积极推动居民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策略。
这种过度杠杆化本质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不对称。从特定角度看，这次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新兴市场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成为金融风暴中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家庭过度借贷和过度支出、金融机构高风险的借贷活动等。
对于东亚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艰难选择，这需要东亚经济体能够在正式货币与金融市场合作方面实现大的突破。全球的金融资产，包括银行资产、债券和股票，共有229.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21%，其中欧盟的比例最高，为GDP的549%，北美为442%，亚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为419%，但是除去日本只有370%。
在1988-2007年间，家庭消费平均为每年的实际GDP增长贡献了3.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投资的贡献率为4.0个百分点。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从理论上来尝试进行总结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始终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对投机性较高的市场保持谨慎。实际上，家庭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台主要引擎，它也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同时，中国通过在金融危机时期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有效带动了内需，而且增大了对国际市场的进口，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可以预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时，也会始终持一种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同时相对审慎的稳步推进的策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等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发展很快，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依然需要继续发展。
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平衡的角度看，中国还可以从促进经济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来促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平衡。金融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金融工具异常复杂，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长期游离于监管者的视野之外。
尽管目前东亚尚未达成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在汇率和货币合作方面其实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全球金融动荡对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反思和重构本地区的货币体系和金融架构，这是东亚新兴市场参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必备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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